研究生毕业，拍摄完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短片，24岁的刘雅琴陷入了困惑：“这样我算是一个创作者了吗？”“未来我能以拍纪录片为生吗？”她说，自己像个新手妈妈，一边因为刚刚诞生的作品欣喜不已，一边为自己的未来忧心忡忡。面对紧随毕业季而来的求职季，不少青年创作者像她一样，在遭遇不同的心理落差和成长困境——如何开启纪录片导演的职业化道路？成为纪录片导演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实现自己的创意愿景与艺术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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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第二十届“半夏的纪念”大学生影像展举行了一场以“想象的导演与导演的想象”为主题的青年创作者交流论坛。纪录片导演周浩、张楠、徐玮超、鞠晓甜和刚毕业的青年创作者、2022届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黄文哲、2023届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专业研究生刘雅琴对话，直面青年创作者的困境，共同探讨纪录片从业者的“自我修养”。记者在中国青年报社“温暖一平方”直播间采访了他们。

入行：摸到纪录片的暗门

导演周浩是国内纪录片导演中资历最老的一批。他曾是新华社、《南方周末》等媒体的图片摄影师。在日复一日的媒体记录中，开始转用纪录片表达他对世界的看法，纪录转型社会中的时代变迁。他拍摄的纪录长片《棉花》《大同》等一次次走向陌生群体。20年间的10部长片，豆瓣评分均在8分以上，曾百余次在国内外各电影节入选及获奖。他回忆，当他在2001年开始拍片的时候，国内的独立纪录片从业者屈指可数。“你不能指望进入一个非常成熟的行业，但你的进入至少是把这个行业打造得更加完善。当年，拍摄全是自己掏钱。现在一个年轻人要拍片子，起码还有七八个基金可以去申请。”

然而对于刚毕业的青年创作者来说，想要走上纪录片导演的职业化道路，是一件“不知从何入手”的事。黄文哲说：“研究生读完好像还没摸到行业的‘门’。”导演鞠晓甜认为，纪录片行业像一个“地下酒馆”，地上没有门面招牌，靠熟客带新客，才能知道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的确，只完成几部作品并不能让你真正入行，处于“新人模式”的纪录片导演还需要频繁地参加电影节展、提案会，获得更多关注和支持；或者进入知名导演的工作室，从基础的工作开始层层历练。而对于逐步成长起来的那些导演来说，没有标准化的路径，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

生存：尽量，别让镜头停下来

一些纪录片的追踪拍摄和制作周期短则几周，长则数年，很少有人能靠自己的纪录片作品赚到钱。在这期间，学会面对经济压力是每个导演的“必修课”。导演徐玮超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介绍，在制作纪录长片《告别十二岁》和《流浪归途》的过程中，曾分别争取到了不同基金的支持，但有限的资金远不能覆盖全部制作成本。“大部分情况下，主创要长时间不带薪工作。”他说，“关于营生的挣扎是持续的。2020年大项目幅度缩减，2022年全年没有项目可做，到今年又开始有一些小规模项目。”

“项目”大部分来自政府、影视制作公司、企业或视频平台等不同“甲方”的委托。对于很多年轻的创作者来说，有了项目才有收入。而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创作习惯和审美偏好往往与商业纪录片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导演张楠认为，需要学会在契约和协作中“生存下来”，既完成甲方的目标，也能在项目中“投射自己的影子”。

“拆东墙，补西墙”，一边直面生活的压力，一边继续坚持自己热爱的事情。为此，黄文哲“不得不”把自己修炼成“做过纪录片、故事片、宣传片、电视节目，当过艺考老师，拥有较丰富的影视节目和活动执行经验，擅长规划和实施视频后期制作全流程的‘多面手’和‘万金油’。”他说，“好难！先活着吧。活着，才能继续‘为爱发电’。”

纪录：无从替代的生活方式

在刘雅琴看来，成为纪录片导演是一件有“神奇魔力”的事。相机像是她的“保护色”，每当站在镜头的背后，她就从一个社恐的女生，变成了勇敢探知真相的纪录片导演。她的镜头里出现过恶性肿瘤患者的试药实验和生活困难的“超龄”农民工等社会议题，也用私影像的方式讲述过成长过程中的困惑。她说：“我最开始喜欢纪录片，是被它对真实社会毫无遮拦的反映打动；现在想做纪录片，是因为自己对很多事情仍充满好奇。”徐玮超认为，拍摄的过程中，感官会被极大地调动，让人和陌生的世界建立理解和共鸣。

对周浩而言，纪录俨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他认为，纪录片导演可以把他所经历的一切作为经验，去审视和打量社会；也可以把他所经历的体会最深的事情呈现出来，其实这就是生活方式。“每个人没法选择你生活的年代，没法选择自己的父母。那我就用现在的方法去观察去体会，这是最鲜活的生活。为什么觉得纪录片和生活有距离呢？我觉得没有。”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不要凑合，不要憋屈自己，人一定要找到自己舒服的生活方式，表达自己想表达的。

周浩说：“幸运的是，我的职业、我的爱好是高度吻合的，我对世界的兴趣和我想对世界分享的东西也是高度一致的，这是我能20年坚持做纪录片的原因。”

（张心洁、郭明星对本文亦有贡献）